辽西朝阳，每逢正月，锣鼓铿锵、彩绸飞舞，一场场秧歌盛宴是刻在人们记忆中的年味符号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“朝阳社火”的核心组成部分，朝阳秧歌不仅是一场民间狂欢，更是一部承载着历史记忆、地域文化与人民情感的活动画卷。

　　平常日子里，每逢晨曦微露或华灯初上，市区的广场、公园乃至社区空地上，便会响起铿锵的锣鼓声与嘹亮的唢呐声。手持扇帕的舞者踏着节律扭动、转身、穿梭，色彩鲜艳的服饰随之流动，构成一幅充满生命活力的市井画卷。在公众与媒体的话语中，它常被简化为“群众健身”“娱乐”或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的标签。然而，若我们穿透这层喧腾的、表面化的认知，将目光投向其历史的纵深与社会的肌理，便会发现，双塔区的秧歌绝非一种均质的、静止的“传统”，而是一个承载着丰富历史记忆、复杂地域身份与动态社会关系的文化实践场域。

　　根系与脉络：

　　双塔秧歌的历史地理语境

　　要理解双塔区的秧歌，必须将其置于辽西走廊与朝阳盆地独特的历史地理框架之中。朝阳地处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文明的交汇地带，自古以来便是民族迁徙、文化交流的前沿。这种“边缘性”与“枢纽性”并存的特征，塑造了其文化开放、兼容并蓄的品格。

　　从历史源流上看，双塔秧歌的基因库是多元混杂的。它承继了中原地区，特别是河北、山东等地移民带来的汉族秧歌传统。清代中后期“闯关东”移民浪潮中，大量直隶、山东移民涌入辽西，将原乡的民间艺术形式，如地秧歌、高跷秧歌等带入此地，与本地风土相结合。今日双塔秧歌中常见的“挎鼓”“拉花”等角色名称及部分曲牌，依稀可见冀东、辽南秧歌的影子。同时，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游牧民族文化因子的浸染。历史上，朝阳长期处于蒙古王公管辖或蒙汉杂居状态，蒙古族的安代舞等民间舞蹈中强烈的踏足、旋转动作，以及对于肩部、臂部动作的强调，是否以某种形式渗透到本地秧歌的动律之中，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课题。民间老艺人中亦有“秧歌里有蒙古味儿”的模糊说法。此外，本地深厚的文化遗存与民间信仰体系，为秧歌注入了原始动能。

　　形态与符号：

　　秧歌的艺术构成与文化表达

　　双塔秧歌是一种高度综合的广场民间艺术，其艺术形态由动作、队形、音乐、服饰、道具等多个维度交织而成，每一个维度都是一个意义丰富的文化符号系统。

　　动作语汇是秧歌最核心的表现手段。双塔秧歌的基本动作以“扭”为灵魂，但这种“扭”并非随意的晃动，而是在锣鼓与唢呐节拍严格规制下的有规律的运动。其典型特征包括：以腰为轴，带动肩、胯的左右摆动与划圆；步伐以“十字步”为基础，结合进、退、腾、挪，形成流动感；手臂动作丰富，舞动扇子、手绢或彩绸，划出各种弧形轨迹。这些动作既模拟了挑担、犁地、撒种等农耕劳作姿态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；又通过夸张、重复与节奏变化，升华为一种超越日常的、充满生命欢愉感的舞蹈语言。其中，一些高难度技巧如“抖肩”“旋子”“翻身”等，则展示了舞者的个人技艺与秧歌的竞技性一面。

　　队形图案（场图）是秧歌集体智慧的集中体现。常见的队形有“龙摆尾”“卷白菜心”“二龙吐须”“八卦阵”等。这些队形并非简单的几何图形，其命名与变化往往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。“龙摆尾”是对华夏图腾的模拟与崇拜；“卷白菜心”象征着团圆、凝聚与生命的层层包裹；“八卦阵”则透露出民间的朴素认知。队形的流畅转换，依赖于“伞头”或核心领舞者的指挥以及队员之间的默契配合，本身就是秩序与协作精神的视觉化展现。

　　音乐伴奏是秧歌的“魂”。以唢呐为主奏，辅以大鼓、钹、锣等打击乐，构成高亢、嘹亮、节奏鲜明的音响世界。传统曲牌如《句句双》《满堂红》《柳青娘》等，旋律既有北方音乐的激昂奔放，又蕴含着一丝苍凉、迂回的口吻，与辽西大地辽阔而略带苦涩的自然人文环境相契合。锣鼓点不仅是节奏的骨架，其轻重缓急的变化（如《急急风》《慢长锤》），直接指挥着舞蹈动作与情绪的张弛起伏。

　　服饰与道具是秧歌视觉符号的外在载体。传统秧歌服饰色彩对比强烈，大红大绿，镶有亮片、彩绣，在运动中光彩夺目，营造出喜庆、热烈的视觉氛围。角色的装扮常有约定俗成的区分，如“丑角”的滑稽打扮，“老擓”（老年妇女）的持烟袋形象，“公子”“小姐”的戏曲化装扮等，这些角色设置依稀保留了秧歌作为民间小戏雏形的痕迹。扇子、手绢是最常用的道具，其翻、转、抛、抖等技巧，极大地扩展了动作的表现力。扇子可喻风、喻蝶、喻情书，手绢则如心绪、如流水、如浮云，是情感延伸与诗意想象的媒介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双塔秧歌的艺术形态是一个高度符号化的系统。它通过身体、声音、色彩与空间的综合运作，不仅愉悦了感官，更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着关于天地自然、人伦秩序、吉庆丰收的集体观念与价值取向，是地方性知识的一种“体化实践”。

　　场域与功能：

　　从仪式性展演到日常性实践

　　秧歌的生命力根植于其与社区生活的深度交融，在不同的社会场域与历史时期，其功能与意义不断发生着变化。

　　在传统乡土社会，秧歌活动具有强烈的仪式性与节庆性。它通常是春节“社火”活动的高潮部分，从正月十五“出会”到“散会”，走街串巷，拜年贺喜。秧歌队每到一处，必先进行“拜门”表演，含有祈求风调雨顺的意味。秧歌队的组织往往以村落、行会或大家族为单位，排练与表演过程强化了内部凝聚力。表演时的“斗秧歌”（两队相遇时竞相表演），则是一种友好的竞赛与交流方式，既展示了秧歌队的实力与精神风貌，也促进了地域社会网络的形成。

　　在人生礼仪中，秧歌也曾扮演着重要角色。过去，富裕人家在婚丧嫁娶（特别是喜事）时，有请秧歌队助兴的习俗，以此彰显排场与教化乡里。这时的秧歌，其娱乐功能与仪式功能紧密结合，成为过渡礼仪中的一个喧腾环节，帮助个体与家庭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节律。

　　当代，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，双塔区作为朝阳市的城市中心，秧歌活动的社会场域与功能发生了显著转移。其仪式性大大减弱，日常性与娱乐性空前增强。

　　此外，在文化部门的引导下，秧歌也被纳入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保护体系与“群众文化建设”框架，频繁出现在各种文化节、旅游推介会及官方组织的比赛中，增添了文化展示与政治宣传的新功能。经过编排的“广场秧歌”或“健身秧歌”，动作更规整、队形更图案化，以适应舞台表演与大型团体操展示的需要，这种“展演化”的趋势，提升了秧歌的可见度与规范性。

　　挑战与嬗变：

　　现代化浪潮下的传承境遇

　　尽管作为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的双塔区秧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，但深入观察也会发现，这一传统艺术形式正面临着来自现代化多方面的深刻挑战，其内在的传承机制与文化生态正在发生悄然变化。

　　文化传承主体出现断层与老龄化。当前秧歌活动的核心参与者绝大多数是中老年人，尤以女性为多。年轻人对秧歌缺乏兴趣与认同感，主动学习者较少。这意味着，那些深谙传统套路、曲牌、民俗规仪的老艺人一旦逝去，其所承载的“深传统”便可能面临失传的风险。秧歌的知识传递从过去自然的、社会的“口传身授”，转而依赖于文化系统的培训，而这种培训往往侧重于标准化动作，难以传递其背后的文化语境与即兴精髓。

　　文化生态空间的挤压与变异。快速的城市化改造，改变了传统的邻里空间与节庆习俗。整齐划一的居民小区取代了老街巷，一些社会活动的简化或消失，使得秧歌赖以生存的流动表演场域与仪式性契机大为减少。它被“圈定”在几个固定的广场，某种程度上从一种贯穿社会血脉的“流动的仪式”，变成了特定人群在特定地点的“定点活动”。同时，商业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冲击，也改变了人们的休闲选择，电视、网络、智能手机等提供了更多元的娱乐方式，秧歌不再是无可替代的公共娱乐。

　　原生文化内涵的稀释与标准化压力。为了适应比赛、展演和健身推广的需要，秧歌的动作、音乐、服饰等越来越趋向于统一、规范与“美观”。这种“提纯”过程，在使其更易学习和传播的同时，也不可避免地滤掉了许多地域特色鲜明的“毛边”和即兴发挥、角色互动乃至“古意”。秧歌由一种内涵丰富的地方性文化实践，简化为一种体育锻炼形式或舞台表演节目，其与特定历史和生活的有机联系被削弱。

　　然而，挑战与嬗变往往并存。面对困境，双塔秧歌也展现出一定的韧性、适应性与创新性。例如，一些秧歌队开始尝试融入现代音乐元素（如流行歌曲改编的伴奏），设计更富时代感的动作与队形，以吸引更多的参与者。一些社区或文化机构，尝试将秧歌与旅游开发、“非遗进校园、进社区”等活动结合，为其注入新的活力。更重要的是，对于广大参与其中的中老年群体而言，秧歌承载的已不仅仅是“传统”，更是他们当下的生命体验、社交需求与情感世界。它在新的社会条件下，被赋予了构建银色社交圈、实现积极老龄化、维系地方情感认同的新功能。这种功能的创造性转化，正是其生命得以延续的内在动力。

　　喧腾中的沉思：

　　双塔秧歌的未来之路

　　双塔区的秧歌，如同其脚下这片古老而富有韧性的土地一样，在历史的喧腾与时代的沉浮中，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姿态。它既不是一件亟待送入博物馆的“化石”，也不是可以任意裁剪以适应任何框架的“布料”。它是活着的、呼吸着的、与特定人群的生活血脉相连的文化实践。

　　展望其未来，关键在于寻求“保护”与“发展”，“传统”与“现代”之间的动态平衡与创造性转化。

　　首先，深度的记录与研究是基础。需要运用人类学、民俗学等方法，对那些年事已高的“活态传承人”进行口述史采访，对传统套路、曲牌、服饰、民俗规仪进行系统性音像图文记录，建立地方性秧歌档案库，为后续的传承与创新保存珍贵的文化基因资料。

　　其次，培育内生性传承机制。政府的扶持与引导固然重要，但应避免过度干预与标准化。应鼓励和支持以社区、兴趣小组为单位的自发秧歌组织，为其提供活动空间、基础设备等便利，营造宽松的传承环境。可以探索“老带新”的激励机制，鼓励家庭式、邻里式的传承。

　　最后，也是根本的一点，是认识到秧歌的核心价值在于其作为“社区文化黏合剂”与“个体生命表达”的功能。未来的传承，不应仅仅追求动作的规整与场面的宏大，更应关注其如何继续服务于大众的社群归属、身心健康与精神愉悦。只有当秧歌深深嵌入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与情感结构之中，它才能真正获得不息的生命力。

　　双塔区的秧歌，从历史的烽烟中走来，在红山文化的厚重、三燕古都的遗韵、移民垦拓的辛劳与多民族交融中，塑成了自己独特的姿态。它喧腾的鼓乐与舞步，是集体欢腾的宣泄，是地域认同的宣告，也是普通民众应对生活、寄托希望的朴素方式。

　　双塔区的秧歌，凭借其浓郁的地域特色、丰富的艺术形态和系统的保护传承，不仅是辽西地区重要的文化标识，更以其不断焕新的生命力证明：真正的传统，永远在与时代的对话中生生不息。当锣鼓再次敲响，彩扇翩然舞动时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场欢庆，更是一个个群体鲜活的文化自信与面向未来的精神气象。

　　（高文金 闫秀杰）

　　（责任编辑：刘治枞）